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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为什么兴盛考据学？
考据学可以说是清代学术的主流，乾嘉时代更是发展到鼎盛。终身埋头于故纸堆中的考据学家数不胜数，如戴震、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那么，问题来了，清代的考据学为什么会如此兴盛呢？ 清代著名的考据学家，分别为：钱大昕、王鸣盛、赵翼
大多史学家将此归因于清代文字狱屡兴。试问一句，明代也有文字狱，为何不兴盛考据学呢？因此文字狱只能是考据学兴盛的一个助力，但不能说是直接原因。
杜维运先生认为“清朝康雍乾三代所提倡与从事的学术工作，如编书、校书、刻书等等是考据学兴盛的直接原因”。一方面清代藏书丰富，为考据学家们进行考据工作准备了物质条件。藏书风气自明代蓬勃发展，清代达到鼎盛。另一方面很多典籍在长期流传中有讹误，需要整理。因此大批的学人有可以在舒适的环境下进行考据工作，还不用愁吃穿，怎能不兴盛呢？此外，学术风气的转变也是考据学兴盛的一个原因。晚明心学空疏不实，由盛转衰。清代重务实，“书淫”、“书痴”满天下。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有一段对自己治学的描述：“（读书时)每当目轮火爆,肩山石压,犹且吮残墨而凝神,搦秃毫而忘倦。时复默坐而玩之,缓步而绎之,仰眠床上,而寻其曲折，忽然有所得,跃起书之，鸟入云,鱼纵渊，不足喻其疾也。”读书如此勤奋踏实，真是后人学习的榜样。因此，重读书、踏实的学术风气也是清代考据学兴盛的一个原因。 王鸣盛代表作《十七史商榷》清代考据学家们对传统文化的整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一般历史考据学家多高寿，赵翼享年八十七岁，王鸣盛七十五岁高龄，钱大昕七十六岁。大概是因为处在一个“盛世情调，学人世纪”里，忘却世俗进行考据，能保持心情愉悦吧！
故纸堆里的怡然自得参考文献
1.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三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2.吕思勉：《国学知识全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回答这样一个“为什么”的问题，角度是可以多种多样的。
我们也可以反问一句，清代学者除了考据之外，他们是否有别的学术出路？中国学术最昌明兴盛的两个时期，是春秋战国与晚清民初。前者伴随着郡县制的统一王朝而戛然而止，后者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最终定于一尊，二者皆肇因于寻找出路、解决问题，终结于解决了问题、走出了路。从结果看去，前者埋葬了封建制度，后者终结了帝制传统，都相当于开天辟地，创新纪元了。这样的历史成就，细节性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根本原因必然要归结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甚至是帝制传统内部，儒学发展的几个阶段，代表人物董仲舒、韩愈和李翱、程朱、陆王等，各有各的时代特征，也都是为了应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而激发出的新见解，董仲舒面临的是帝制初创、郡县和王国犬牙交错的局面，韩愈面临的是佛老盛行和藩镇割据、中央财税兵役无法落实的苦恼，程朱面临的是经济力量无法转变为国家力量的困窘，王阳明则面临的是阴阳二面、希世浮伪的官僚集团政治对实际经济事务的漠不关心，故而他们才应激而发。
于是，我们想要回答清代考据学盛行的原因，可以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着手。很显然，农业经济力量是明清王朝的根本支柱，这已经是延续三千年之久的支柱产业了，到了明清时代，实在没有什么新的力量可以挖掘了，重要的是追求平衡和稳定的文官集团政治也不希望发展新的力量，以免打破统治的平衡和稳定，同时也避免手忙脚乱无法应对，文官集团自身可以一如既往地懒政下去，悠哉悠哉的吟风弄月、过士大夫们舒适的生活。清朝取代明朝也不过是对这种农业经济力量进行了重新整合而已，清初圈地扫荡了旧贵族而创造了新贵族，摊丁入亩政策则把张居正想做却没做成的事完成了，新贵族的本质跟旧贵族没啥区别，充其量等于是“荣华富贵”的所有权从一茬人手里换到了另一茬人手里罢了，荣华富贵的制造源泉始终是农业。如此一来，没有什么新的力量出现，也就没有什么新的问题被提出来，所有的根本性问题都已经被程朱陆王们解决掉了，剩下的只能是整理国故、深研考据了，也没有人会突发奇想去寻找另一条出路。当时，政治稳定，国家一统，几近于国泰民安太平无事，客观上也有物质财富基础来支撑这些人悠哉悠哉地考据深研。直到1840年英国人的坚船利炮震耳欲聋的响起，他们才震惊地看到农业经济力量之外的工商经济力量的威力，才开始意识到把经济力量有效地升华为国家力量的重要性，又匆匆忙忙的开始了另寻出路。
一朝天子一朝臣。思想上的麻痹与控制往往最能达到统治者的目的。
16世纪末，明王朝正处于衰亡状态，各种社会矛盾冲击着明王朝风雨飘摇的统治。而此时兴起于北方白山黑水间的满族逐步强盛，终于乘李自成农民起义之机推翻了明王朝而取明代入主中原。
明末清初的新旧政权更迭、社会由混乱走向稳定使得当时的阶级与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所以清朝的开国皇帝为了坐稳江山不得不实施一些不同于前代诸王朝的统治策略，以此在政治上稳固统治，社会上达到安定。而这些都体现在如何制服人数远超于满族的广大汉族士民身上。清朝首先继承明的科举制度，规定了考试命题范围如明朝，用科举延揽热衷于功名的知识分子。
康熙朝时对汉族知识分子恩威兼施，怀柔与强硬并举。怀柔政策主要体现在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上。在华夏正统观念的影响下，康熙很重视文治，并大力提倡程朱理学，认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矩”，以此在意识形态上获取广大汉族士子的支持，稳固统治。
康熙帝一生都把儒学作为治国的重要准则，先是颁布“圣谕十六条”，后被其继承者雍正扩成《圣谕广训》颁行全国，成为上至官僚下至百姓行事的准则；后开博学鸿词科，把隐于山林的博学鸿儒如朱彝尊、汤斌等荐举入朝授予翰林院官职。同时康熙朝重用了一批理学名臣，如我们所熟知的熊赐履、李光地、魏象枢、魏裔介、汤斌、张伯行等。上层统治者的这种作法，迎合了广大汉族士子的心理，慢慢的广大士子就被笼络，并开始与新政权合作。
清初，除采取怀柔政策外，还以文字狱这种恐怖政策来消除对统治不利的言论，以达到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使他们归顺满族统治。早在顺治朝就有科考案、奏销案，
实行高压、文化专制。康熙朝著名的文字狱有两起：庄廷鑨 《明史》案和戴名世的《南山集》案。其中《南山集》案牵连多达数百人，可谓牵连甚广。雍正时期文字狱
更为严重，著名的有吕留良案、汪景祈的《西征随笔》案、查嗣庭题狱案等。到乾隆帝时，为严控思想，文字狱更加严酷，综合来看乾隆一朝的文字狱大约六十多起，其中著名的有杭世骏案、胡中藻案，株连甚广，冤狱连连，众多士子被牵连丢掉了性命。
朝廷为了控制士子的思想，利用开四库馆编书之基，对天下书籍来了个大清洗，对防碍、不利于自身统治的书籍一律销毁。据统计在长达19年的禁书过程中，一共焚毁书籍3000多种，数量多达15万余部。
这些措施造成了许多珍贵的文化典籍的破坏，但对当时的清政府来说却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知识分子“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众多的知识分子不敢发出异声，对统治者的措施不敢再有讨论，非常识时务的“逃于故纸丛碎中”，开始埋首故纸堆，在对典籍训诂考据中消耗精神时间。这也就造就了乾嘉考据学，即汉学的兴盛。汉学之风的兴起适应了当时知识分子躲避现实的需要，在政府精神高压下可以利用考据保身，为何不做呢？
清代考据学兴盛的原因具有多方面的原因。文字狱可以算是一个政治上的原因。尽管很多现当代学者试图从学术内在理路上去说明，考据学的兴起是基于学术演变的需要，而非单纯收到政治压力所致，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无视文字狱的影响。
当然我在这里想强调一下科举制度这个重要因素。我们知道，清代考据学者中，科场上的成功者并不多。虽然有钱大昕、王鸣盛、阮元、孙星衍等进士出身，官运不差的例子，但是绝大多数只是举人，比如戴震、段玉裁、刘台拱、焦循等等，同时也有相当部分的人连举人都不是，比如朱文藻、顾千里、臧庸，都只是秀才。这样一些没有功名在身的学者，他们赖以谋生的方式，就是依靠自己的学识，去投靠那些号称亲贤爱士的大佬们，充当他们的马甲为他们编书校书。比如朱文藻之于阮元，顾千里之于张敦仁、秦恩复，无不如此。正是因为科举制度的存在，造就了大量科场失意者，他们没有机会在官场上崭露头角，只能把主要精力投入在读书做学问上，而恰恰又可以通过学问来养活自己。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条，我们可以看到，乾嘉时代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经籍籑诂》、《皇清经解》等等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诞生出来的。
清代考据学在中国学术史中看似光芒万丈，其实有光的部分就有影。在毕沅、阮元这些巨大光源的背后，都有众多处在阴影之中的学者，他们中间很多人没有机会显露出自己的名字，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光源处，而往往忽视了影的存在。所以要讨论清代学术，不可忽视科举制作为制度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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