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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犯在关押期间有死的吗？
肯定有啊，我不知道题主说的战犯是特指国内的，还是包括国外的。但是题主所提问的重点应该是在这个“死”字上，我国对被俘国民党战犯官员的改造中，就遇到顽固不化的，原国民党军长，刘秉哲、罗贤达二人，自己屡次试图脱逃，被抓回来后不但自己拒绝改造，还一直鼓动别人对抗改造。还有周元圣顽固抵抗改造，半夜冲击哨兵，诱骗其余战犯炸营哄乱。姜湘龄，拒绝改造，日夜吵闹，引发同屋不满生隙，暗地偷藏伙房斧头，趁夜砍杀同屋，至一死一伤。这些人的下场，可想而知，这叫自作孽不可活。
这应该符合题主所问，其余自杀，病死的，应该是正常死亡，不符合题主所问。我国解放后关押的战犯，国际上二战后关押的轴心国战犯，都是胜利者一方，为彰显自己合法性，正义性，以及风度的产物，所以在审判程序，关押条件这些方面，还是做的很好的，基本能保证公开透明，而且上层关注度很高，很重视，直接接触的人也没法做什么小动作，也没必要做。
有时候说谁谁谁手头有血债，其实大家也清楚，这是阵营之间的事，迁怒于个人头上算账，显得小家子气，当然德国纳粹对付犹太人，日本人对中国平民实施屠杀，证据确凿的，已非战争罪，而是反人类罪，基本都是判绞刑的，这方面我国当时社会组织混乱，很多证据无法提供，让许多日本人得以逃脱，这是中华民族心头永远的痛。
当然是有的，比如说，徐远举就是小说里徐鹏飞的原型。还有王陵基他的官衔最高，他们都是因病死亡的。不是被杀的，共产党枪毙掉的国民党方面的将军到是有，不过那个是在解放前的事情了，这个人叫郝鹏举原来投靠了日本鬼子，后来由于日本鬼子战败了，就又投靠了共产党。不过后来又投靠了国民政府，而且还杀掉了共产党派去的政工干部。不过郝鹏举的叛乱？并没有几天就被陈毅平灭了，郝鹏举本人被俘了，在押送途中试图逃跑，被解放军就地处决了。
我们就说说871名国民党战犯吧。死在改造期间，这种情况当然有，比如恶贯满盈的“大特务”徐远举，比如《特赦1959》中蔡守元的历史原型张淦等，但他们都是病死的。
因为，相关部门对各类战犯定下的基调是一个也不杀，连徐远举，周养浩，康泽等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鲜血的人也不杀。
蔡守元
871名国民党战犯，被分成了四类：头等战犯、首要战犯、重要战犯和普通战犯
第一类以蒋介石等为代表的头等战犯，原本为80人，后来又加入了在双堆集战场命令部下释放毒气的第12兵团司令黄维，计有81人。
可实际在押的头等战犯，只有杜聿明、王陵基（原四川省府上将主席）、黄维等三人。
第二类为首要战犯，实际在押的为方靖、王耀武、马励武、宋希濂、沈醉、徐远举、周养浩等66人。判定首要战犯的标准为：中将及以上师长、军长、副军长、兵团司令、省府主席、省党部书记长及特务中的重要分子。
但18军少将军长杨伯涛、青年军206师少将师长邱行湘等国民党军实力人物，虽然不符合标准也被归入了此类。
特赦1959剧中的周养浩
第三类为重要战犯，以第三兵团司令张淦为代表；其他的为普通战犯。
首要战犯中，在押期间病亡的共有10人
这十人分别是病亡于1962年的原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原陇南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沈鹏，病亡于1963年的原整编26师中将师长马励武；
病亡于1970年的原第四绥靖区中将副司令米文和，病亡于1971年的原军统局川康区区长廖宗泽，病亡于1972年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原17兵团中将司令刘嘉树、原48军中将军长莫德宏；
病亡于1973年的原整编72师中将师长杨文瑔，以及病亡于1974年的原44军中将军长王泽浚。
桂系第三兵团司令张淦虽然病亡于1959年，虽然他也达到了中将以上军衔、整编师师长以上军职的标准，可并没被列入首要战犯名单，他只是重要战犯。
特赦1959剧中的杜聿明
在押的头等战犯中，杜聿明、黄维原本一身满是致命的病，却都被治好了
刚进功德林时，杜聿明患有严重的肺结核、肾结核、脊椎结核、胃溃疡等各种严重致命的各种疾病。
黄维的疾病则更多，主要有重度肺结核，副睾结核，颈部淋巴结核，结核性腹膜炎，肋膜炎等，也都是要命的病。
要不是所里斥重资在香港购买抗生素，把他们送进条件良好的医院全力治疗，并为他们提供牛奶、猪肉、鸡蛋等营养性食品，杜聿明很难走出功德林，黄维也很难走出抚顺管理所。
所以杜聿明说，国家既医好了我的心病——思想病，又医好了我的身病——结核症，真是再生之恩德。黄维也说，国家治好了他“垂死的多年重病的恩德，何止是再生父母”。
相信杜黄所说，应该都是肺腑之言。毕竟，浑身重疾的他们，最终都能幸运地活着走出了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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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林战犯在关押期间有死的吗？
当然有死的，不仅有病老而死的，还有被杀的呢！
很多国民党将领在被俘虏时，决议自杀，最终没有死成。这种人代表有宋希濂和王云沛。
宋希濂担任国民党军队第十四兵团总司令，在白马山之战后主力被击溃，就分散逃走，脱离国军战斗序列，在川南山区到处跑。到大渡河时，有个警卫说“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 败 涂 地 ！ ” 宋希濂就起了效法项羽“乌江自刎”的念头。自杀时，警卫排长袁定侯一把抢过了他的手枪，不多时，宋希濂就被俘虏了。
王云沛是国民党浙江省中将保安处长，解放军解放浙江时，他走投无路，一头扎进大海里只求一死。没想到解放军战士把他捞了上来。一次死不成，就不想第二次了。王云沛骗战士“我是当兵的”，没想到战士直接拿出了他的照片，于是就成了俘虏。
到了战犯管理所，还有一些人心存侥幸，想要逃跑。刘秉哲、罗贤达二人，在国民党部队里均为军长，关押期间曾两度越墙逃跑，被抓回后，仍不甘心，暗中鼓动他人抗拒改造。一名叫周元圣的死硬军官，被俘后经常吵架骂人，不仅自己时常寻找着逃跑的时机，还怂恿其他战犯暴动出逃。有一天夜里，他独自跑到院中大喊大叫：“大门打开啦，赶快逃跑呀，大家快冲啊！”他一边喊，一边向警卫冲去。还有一个叫姜湘龄的。为效忠“党国”，拒不服法，动辄叫骂声声。同屋的人责备他几句，他竟心存怨恨，夜持斧头，砍伤两个熟睡者的脑袋，致使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当然，这些带着花岗岩脑袋想去朝拜上帝的人，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还有很多不知名战犯，在管理所里闹出了各种自杀的戏码。有的人用砖头砸自己的脑袋，有的想用刮胡子的刀片割断喉管，有的吞金，有的喝蓝墨水，有的跳楼，有的跳井……为了防止战犯自杀，管理所想尽了各种办法，甚至还装修了橡皮房间，把想自杀者安置在里面。
在《特赦1959》中表现很好的沈醉，其实在管理所里写了不少的“反诗”。比如“绛帐新垂列绮罗，满庭桃李尽娇娥，东风枉费吹嘘力，不及前朝雨露多。”再比如“全城锣鼓响喧天，满庭笙歌夹管弦。悄问座旁邻院女，今宵花月为谁妍？”有人算过，沈醉在几个月就写了上百首反诗。
一开始，战犯们在管理所不敢交代自己的罪行，不愿意多说话。可是他们最后却发现，解放军把他们关起来，其实时保护他们。徐远举、周养浩等特务曾经把被囚禁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三百余名共产党政治犯全部杀害，包括著名的共产党人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等。1952年清明节 ， 重 庆 有 数 千 人 到 白 公 馆 烈 士 墓 前 扫墓，“坚决要求镇压反革命！”“为死难烈士报仇”的口号声震天动地。特务们发现，解放军战士荷枪实弹挡住群众，保护了他们的安全。
战犯们越来越认识到共和国的战犯管理政策，开始争相交代罪行。国民党第二兵团七十军代军长邓 军 林 交 待 了 一 桩 他 人 不 知 的 血 案 。 当年，他在沂蒙山区时，曾活埋过一位参加革命的母亲。那一幕惨剧，至今仍时时萦绕在心，使他永远不能忘怀。当刽子手将这位被绑着的年轻母亲推进土坑后，又残忍把孩子地丢进去。孩子倒在妈妈身边问 ：“妈妈，我睡哪头？”
事情很快变味了。一些战犯开始吹牛，吹嘘自己多大官，干过多少大事，想从中得到管理所的有待。一些特务小喽啰硬说自己时大特务，还把上司的事情扣在了自己头上。可是这些旧社会带来的吃空饷、欺上瞒下的伎俩怎么会欺骗到管理所，最后都被揭穿了。
在战犯管理所，战犯们通过自我管理，积极劳动的方式实现了自我改造。典型就是郑庭笈管理澡堂和黄维研究永动机，虽然困难重重，却得到了同学们共同的鼓励。
真正让战犯们脱胎换骨的，是战犯管理所组织他们到全国各地参观。国军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看到天堑变通途的武汉长江大桥，再对比自己长江上坐船差点倾覆，感叹共产党办实事说真话。昔日大特务文强，在武汉长江大桥上写诗道“九月天高天气晴，登临揽胜大江清。雄桥飞渡联南北，万国通途会古城。三镇毗连秋水共，两江交汇锦云横。我身不觉在霄汉，睹此宏图暗自惊！“
杜聿明参观长春时，发现长春市郊建立起现代化的汽车厂，感到极其震惊。兵团司令廖耀湘、军长郑庭笈看到一辆辆解放牌大卡车，回忆自己之前驾驶过的汽车因为零件损坏就要全车报销，盼望国家能自己造汽车，却不得不在老将命令下打内战。杜聿明开着解放卡车，直呼太棒了。
宋希濂参观北京八大胡同，发现昔日的窑姐们已经改邪归正做了棉纺织厂的女工，大都嫁给老实人成家立业。宋希濂回忆以前鸦片烟横行，就连四川的滑杆轿夫也依赖它提升力气。到现在，黄赌毒已经彻底清除，宋希濂感慨共产党力量伟大。
这就是战犯改造的全过程，新中国用这种方式和旧社会告别，实在是太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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