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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皇帝所戴的乌纱翼善冠和金丝蟠龙翼善冠有什么区别吗？
乌纱翼善冠
乌纱翼善冠又叫折角向上巾。是明代皇帝日常视朝时所戴，因其“转角不交向前，其冠缨像‘善’字”而得名翼善冠。冠高23.5厘米，径19厘米，总重量307.5克。冠以细竹丝作胎，髹黑漆内衬红素绢，外敷黄素罗，外层以双层黑纱作面，故称乌纱翼善冠。冠形由“前屋”和两部分组成，“后山”之前有金制二龙戏珠造型，龙体矫健有力，每条龙镶有猫眼石，黄宝石各二快，红蓝宝石各五块，珍珠五颗。龙神、龙首、龙鳍和龙爪部位都用金丝编成。“后山”和“前屋”的交界处是用金累丝制做的长方形帽花金制，其上镶嵌着二块绿宝石。
金丝翼善冠
金丝翼善冠是陪葬品，全金制作。冠高24厘米，直径17.5厘米，重826克。前屋部分由518根0.2毫米细的金丝编成的“灯笼空儿”花纹。后山与折角编织形式同前屋。后山部分组装有二龙戏珠图案的金饰件，其中二条龙的头、爪、背鳍和二条龙之间的火珠,全部采用阳錾工艺进行雕刻,呈半浮雕效果；龙身、龙腿等部位则采用传统的掐丝、垒丝、码丝工艺进行制作,每个鳞片均以金丝搓拧成的花丝制成。然后码焊成形，不露丝毫焊口痕迹。
区别
乌纱翼善冠，是日常上朝戴的，非全金制作而成的。
金丝翼善冠全金制作。明定陵陪葬品，陪葬于万历帝。现为定陵博物馆藏
翼善冠是明朝皇室成员戴的帽子，“善”通“缮”，有整理、修缮的意思，把折角（翼）整理上去，所以叫做翼善冠。
明永乐三年定皇帝常服冠以乌纱覆之折角向上亦名翼善冠。见《明史．舆服志二》。皇帝常服冠戴，因乌纱帽折角向上加”善“字，后名翼善冠。所以明朝皇帝日常所戴为乌纱翼善冠
这种乌纱的翼善冠，基调为黑色，庄重典雅，而且透气轻便，戴着很舒适，很受君臣的欢迎。
金丝蟠龙翼善冠，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翼善冠分为“前屋”、“后山”和“折角”三个部分，“前屋”是扣在脑袋上的部分，“后山”就是后面高出来的部分，“折角”就是俩小翅膀。
此冠由极细的金丝编织而成，顶部有两条蟠龙交汇，蟠龙就是传说中蛰伏在地而未升天的龙，一般建筑的柱子、梁上的龙都是蟠龙。
518根0.2毫米的细金丝编织出“灯笼空儿”的花纹，这顶皇冠薄如轻纱，精妙绝伦。冠重826克，构思精巧，选材珍贵，完全由518根直径0.2毫米的金丝编制而成，网眼疏密一致，无接头，无断丝，如轻纱薄透，又似蝉翼轻盈，浑然天成，两条金龙则由花丝堆垒其上，栩栩如生，宛如天降神物，精妙绝伦，堪称无价之宝。
这件金丝蟠龙翼善冠是定陵中出土的最特殊的一件国宝，因为它是在万历皇帝尸体头侧发现的。
金丝蟠龙翼善冠应该是祭祀用，因为在明朝其他皇陵中未曾发现，，这些金丝翼善冠应是皇帝、王等在大典、祭祀等活动时使用，日常生活中多戴乌纱翼善冠，当然了，也不排除皇帝死后用作冥器。
其实我们都被现在的影视作品误导了,影视剧中皇帝日常佩戴的帽子很多都是金丝盘龙翼善冠，其实是不太符合历史的，真实历史上皇帝日常戴的冠叫做乌纱翼善冠，也可以叫"乌冠"。电视剧里的金丝翼善冠是死后才佩戴的冥器陪葬品。一个是活着的时候日常佩戴的，一个是死后的陪葬品。
最为出名的也是让我们世人唯一所了解的实物金翼善冠是定陵出土金丝编织冠饰又名金丝翼善冠，通高24厘米，后山高22厘米，重826克，是不适合日常佩戴的，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冠。目前此金冠在我国仅此一顶，堪称国宝级文物。
乌纱翼善冠高23.5厘米，径19厘米，总重量307.5克。可见乌纱翼善冠更适合日常佩戴。不管是乌纱翼善冠还是金丝翼善冠都是极其珍贵的，是明代金银制作工艺最高水平的杰作，令人赞叹。
结构不同：
乌纱翼善冠用细竹丝编成六角形绸络状纹作胎，髹黑漆，内衬红素绢，再以双层黑纱敷面。冠后山前嵌二龙戏珠，冠后插圆翅形金折角两个。折角下有金质扁筒形插座，上面有浮雕升龙。且嵌猫眼石、黄宝石各二块，红、蓝宝石各五块，绿宝石二块、珍珠五颗，龙首还托“万”、“寿”二字，堪称精美华贵。乌纱翼善冠高23.5厘米，径19厘米，总重量307.5克。
金丝翼善冠由前屋、后山(分前后两片)、角三部分组成。金冠通高24厘米，后山高22厘米，冠高14．7厘米，冠口径20．5厘米，重826克。金冠全部由金丝编结而成，各部分由粗金丝连缀而成，外面用双股金丝编结成的辫形条带压缝，两个折角单独编成，下部插入长方形管内，后山镶嵌二龙戏珠。据专家鉴定，龙首、龙身、龙爪、背鳍等部位均是单独制成后，进行整体图案的焊接组装完成的。
用途不同：
乌纱翼善冠是明代皇帝日常视朝时所戴。明永乐三年定皇帝常服冠以乌纱覆之折角向上亦名翼善冠。见《明史．舆服志二》。皇帝常服冠戴，因乌纱帽折角向上加”善“字，明代皇帝在日常生活中，多戴乌纱翼善冠。这种乌纱的翼善冠，基调为黑色，庄重典雅，而且透气轻便，戴着很舒适，很受君臣的欢迎。
金丝翼善冠应是皇帝、王等在大典、祭祀等活动时使用，当然也不排除皇帝死后用作冥器。据明朝后期小说《禅真逸史》第三十二回写五行总督大神马腾的装扮是这样描述的:“头戴嵌宝金冠，身穿锦绣龙袍。腰横玉带，脚着朝靴。相貌端严，威仪凛肃”，这是按照明代帝王的常服打扮来比拟。
金丝翼善冠
乌纱翼善冠
5d黄金为什么都是一口价？
因为一口价的5d黄金，它的材质也是纯黄金 。只是工艺不同和销售方式不同 ，一口价的5d黄金，克价非常高。基本上都会在800~1000元左右每克。但是他的优点在于，克重小体积大。对于经济预算不足的人群来说 ，购买普通按克足金的话会比较吃力。而一口价的5d黄金，一般都在几千元以内价格是可以承受的。
唐代公主金冠为什么藏在首都博物馆？
首都博物馆中的文物有几种情况，
一是“借调”，就是向其他博物馆借用文物展出，以充门面（故宫就借了不少给首都博物馆）；
还有就是‘征调’，就是国家出面把一些国宝级文物从地方拿过来由首都博物馆保存，地方上不敢不给。
金冠应该属于第二种。
——唐代公主金冠于2001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的一座唐代墓葬之中，出土时已严重损坏，后重新修复，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一顶修复好的唐代金冠
根据出土的墓志铭，这件金冠属于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后人李倕公主。李倕，字淑娴，病卒于开元24年(736年)，时年25岁。
金冠高42厘米，重达800余克，由绿松石、琥珀、珍珠、红宝石、玻璃、贝壳、玛瑙、金银铜铁等400多个造型各异的部件组成。而且很多金饰下还装饰有蓝色羽毛等，极尽华丽。此外，头冠表面装饰有灿烂的金片，有的金片上镶满了0.1毫米至0.15毫米的金珠
万历皇帝为什么要造四十张床？
说到万历很多人第一个联想到的事，就是28年不上朝，也有明粉为他开脱，说是他腿有顽疾，难道这就是他不上朝的理由？说白了就是一个字懒，万历不仅懒，而且任性，贪财，好色。也不怪雒于仁说万历是酒色财气。
要说万历为什么造40张豪华床，首先要提一下当时的背景，在万历前期由于李太后，冯保，张居正的约束，他并没有为所欲为的胡闹，但随着李太后，张居正去世，冯保被贬南京，万历就像一个挣脱牢笼的狮子一样，终于解放了。
有人曾统计万历造一张床的总共费用在1000两左右，而当时一个人的一天平均生活费才几文钱，大概一张床就是一个人十年的花销费用，其实万历造了40张床并不是自己一人享用，有的是赏给了妃子，但皇宫一下预订40张床，而且非常奢华，难道真缺吗？我想只是万历奢靡生活的一部分罢了！
这是万历十二年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万历是明史上最贪财的皇帝或者说最有钱的皇帝，没钱也打不了万历三大征。了解一个古人的行为要了解他的思想，万历即位前十年在张居正的重压下如履薄冰，待张居正死后，万历心里话这回终于轮到老子说了算了，即位两年发现也干不了什么，心情极度郁闷，于是把郁闷的心情发泄到了和后妃的造人游戏上，加上有了点钱，得嘞买买买，这跟土豪暴发户是一个心里，因为对外臣没法显呗，又没有衣服和包包可买，那就买床让后妃高兴一下，这样自己也有面子。万历为什么贪钱，因为没钱寸步难行。
万历皇帝一口气传下特旨成造四种不同的床制各十张，在家具的制造上算是不小的工程。这四十张床应非万历一人所用，应包含后宫后妃们的所需。即便如此，若说宫中一时短缺四十张床，似不近情理，也非比寻常，此中的背景、缘由也许有迹可寻。
万历自十岁登基以来，内有生母慈圣太后与其耳目太监冯保，外有太师兼太傅内阁首辅张居正，三人对年幼的万历管教十分严厉。皇帝万历八年（1580年）还曾因酒醉失仪被太后逼下《罪己诏》。
万历十年六月，辅政长达十年的张居正去世，二十岁的万历亲政，半年后就以“欺君蠹国、罪恶诛重”之罪将“大伴”冯保谪调南京守陵，接着在万历十二年四月抄了张居正的家，至八月时犹认为张居正犯了“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等罪。
于此其间的七月下此特旨传造这四十张床，从时间上推测，此“左打冯保，右批张居正”的一连串作为，应系反映长久以来被两人左右夹制之束缚顿去，大权独揽之后，在物质需求方面的“小试身手”。此四种床制可能均为当时江南传来的时尚新品，大内罕见之物，自欲尽情把玩，或分赐后官。
【文藏来答】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到京任事一年余，只见皇帝上朝三次，辍朝的原因总是龙体欠安，如“头昏眼花，力乏不兴”，或者“腰痛脚软，行立不便”等等，于是上奏说：“皇上之病在酒、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七品官雒于仁认为：二十七岁的万历皇帝白天喝酒晚上也喝，是嗜酒；宠幸十俊（十个俊美的小太监），偏爱郑贵妃以致拖延不立皇储，是恋色；将籍没太监冯保及内阁首辅张居正等之家产搬入宫中纳为己有，宫中太监又四出各地征收盐税、矿税等，是贪财；经常忿怒恣睢，杖打宫女太监，有时甚至立毙杖下，是尚气。此段奏疏就是有名的《酒色财气四箴疏》，这使得神宗大怒，最后在首辅大学士申时行的婉言相劝下，雒于仁免于议处但被革职为民。
《明神宗朱翊钧朝服画像》轴 故宫博物院藏 | 源于《紫禁城》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酒色财气四箴疏》中的“贪财”一项。试看在此五年之前的万历十二年（1584年），万历皇帝一口气传旨内府御用监成造四十张床即可略见端倪。笔者现在此试探究这四十张床对万历皇帝的意义，以及其用费、形制与纹饰为何，与传统宫中御用床制之差异。并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内阁首辅严嵩（1480～1567年）被籍没的床具作一比较，略窥明代中晚期皇室与显宦间的器用文化。
四十张床的形制与纹饰
万历皇帝十岁登基，前十年由生母慈圣皇太后、外廷内阁首辅张居正以及内府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辅佐。慈圣皇太后从慈宁宫暂移住乾清宫，以就近照顾小皇帝起居，每逢上朝的五更（现在时间凌晨3点～5点）便由内侍将小皇帝左右拉掖而起，取水盥洗后，再挟提上轿出乾清宫上朝。朝政在张居正领导下，政治、经济、财税等各方面都有重大改革，税收较前朝增加约三成，京师储粮也是前朝的三倍，朝廷气象一新。张居正为臣为师，尽心尽力，对万历的管教四方八面，无微不至，连每年元宵节各宫院例行有的鳌山烟火与新样宫灯，或万历六年（1578年）的皇帝大婚，张居正都以天下民力有限为由，力谏小皇帝节用。张居正之于万历，“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小皇帝对张居正敬畏有加，也十分恭敬，呼其为“先生”。冯保身为近侍，是万历的“大伴”，也是皇太后的耳目。刘若愚的《酌中志》记万历十八岁时酒醉后“佩剑夜游，将一内官头发斫下，又杖二内官几毙”。冯保向太后告状，太后大怒，欲将万历废了，改立其弟潞王为帝，万历因而“恐惧滋甚，跪泣久之”，最后对天下颁布张居正代拟的《罪己诏》，以示悔过才平息。内有冯保，外有张居正，皇太后居中镇守，长期以来的“铁三角”将万历包挟得密不透风。直到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局面顿时改观。
《孝定皇后像》轴 | 源于《紫禁城》
万历亲政后不久便借故宣布冯保的十二大罪，发配南京孝陵种菜，次年冯保即瘐死狱中。万历接着开始追查张居正，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初九日全面抄家，抄得张家老少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籍没的财物110箱被抬进大内给万历过目，整个抄家事件到九月才完全结束。当此之际，万历传下特旨成造十张床。据工科给事中何士晋的稽查报告说：
查万历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御前传出红壳面揭帖一本，传造龙凤拔步床、一字床、四柱帐架床、梳背坐床各十张，地平、御踏等俱全……
明 木制明器拔步床 朱檀墓出土 | 源于《紫禁城》
明 木制明器拔步床 潘允征墓出土 | 源于《紫禁城》
明 木制明器拔步床（线绘） 王锡爵墓出土 | 源于《紫禁城》
四种不同的床制各十张，在家具的制造上算是不小的工程，这四十张床应非万历一人所用，系包含后宫后妃们的所需。即便如此，若说宫中一时短缺四十张床，似不尽情理，也非比寻常。四种床制中，较具体的形制有“龙凤拔步床”及“四柱帐架床”。“拔步床”是床前有小廊的架子床，如明初封国山东的鲁王朱檀（1370～1389年）墓葬出土的木制明器床。其床板与门围间留有廊庑，床面另设攒接镂空的“卐”字围槅扇等。另外，上海卢湾区嘉靖中期潘允征（1534～1589年）墓与苏州虎丘的王锡爵（1534～1610年）墓出土的明器床亦为此制。三者形制大同小异，或可作为万历“龙凤拔步床”形制之参考。“四柱帐架床”为架子床的一种，顾名思义，其床四角各有一柱，床顶由四根支架框住，可放帐勾以方便垂帐，王世襄在其《明式家具研究》中称此为“不带门围子的架子床”，并依照《鲁班经匠家镜》的叙述，绘制成床面穿藤的“藤床”。至于“一字床”，若依《明式家具研究》对“无顶箱、外形有如一套线装书”的方角柜称为“一封书”的称名方式，此“一字床”可能系完全无围子，俯瞰如“一”字形的床制，也就是长宽仅供一人独睡的“榻”，亦即晚明文人文震亨（1585～1645年）在《长物志》中所提的“独眠床”。“梳背坐床”应系床面较短较窄，三面设直棂式如梳状的围子，主要用来闲坐休憩的床座，《明式家具研究》中有“一统碑木梳背椅”、“直棂围子玫瑰椅”等之“梳背”可供参考。至于“地平、御踏等俱全”，则系每床各设一木板平台，以及上下床时搁脚用的脚踏。
藤床草图 王世襄编著《明式家具研究》（文字卷） | 源于《紫禁城》
束腰马蹄足鼓腿彭牙榻 王世襄编著《明式家具研究》（图版卷） | 源自《紫禁城》
一统碑木梳背椅 王世襄编著《明式家具研究》（图版卷） | 源于《紫禁城》
直棂围子玫瑰椅 王世襄编著《明式家具研究》（图版卷) | 源于《紫禁城》
至于“龙凤”纹饰，检视嘉靖年间所刻《礼制集要》中的“床帐”条：“官民人等所用床帐并不许雕刻龙凤文，并朱红金饰，床帐不许用玄黄紫及织绣龙凤文。”观其重点在于官民人等禁用玄黄、朱漆饰、金雕饰或织绣龙凤等。由此可知这四十张床之纹饰必当都俱备此御前所用之特征，而并不仅仅施于“拔步床”。除了专断的纹饰外，万历传造四种床具的形制皆为王世襄在《明式家具研究》中所津津乐道者。换言之，也是晚明江南地区文人所主导的家具品类之一。
传造四十张床之于万历皇帝的意义
不难看出，万历十二年御前传造的龙凤拔步床、一字床、四柱帐架床、梳背坐床等四种形制俱非传统的宫中御用，而是亲政近两年的青年万历对江南风尚的好奇与尝鲜。
万历皇帝此次“大刀阔斧”的创举也许有迹可寻—当时万历的御前日讲官于慎行（1545～1607年）在其书信中提及张居正死后不久被抄家之事说：“主上愤结之日久矣，又有积怨于海内，一欲有所出之。”意即万历对张居正的愤懑已久，加上朝中同僚又对张居正素有积怨，抄家之事遂成为上自皇帝，下至张居正同僚们一致的发泄出口，此四十张新制之床可能正是万历皇帝怨懑出口的具体行动之一。抄家事件五年以后，万历还在追问工部有关张居正在京的没官房产作何处理，是余恨未消还是忆起昔日君君臣臣的师生旧情，不得而知。总而言之，青年万历在历经十年密不透风的包夹管教之后，此时正如脱缰野马般的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万历十二年七月特旨传造的这四十张床，或许也反映万历皇帝亲政后独当一面的快意作为。
此四种床制流通于江南地区，为北地大内的罕见之物，万历皇帝自欲尽情把玩，或分赐后宫“有福同享”。比较同年稍后开始修筑的定陵前后六年费银八百万两来看，此四十张床仅是万历“小试身手”而已。也正因为用度浩繁，雒于仁所谓“贪财”之名也无可避免。
四十张床价值几何
身为言官的何士晋在稽查报告中谓此四十张床：“合用物料除会有鹰平木一千三百根外，其召买六项计银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六两，工匠银六百七十五两五钱。此系特旨传造，固难拘常例，然以四十张床费至三万余金，亦已滥矣。”，虽然“此系特旨传造，固难拘常例”，但四十张床的用料，除原有的木料“鹰平木”1300根之外，仍需“召买”的部分居然还要“费至三万余金”，何士晋谓其“亦已滥矣”。按万历中期全国每年税入也不过400万两，三万余金的数额接近平均每月税入的十分之一，算下来每张床召买部分就要用银800两以上，这还不包括已有的木料“鹰平木”。而木料一般为床具成造的主要开销，且所费不赀，若保守的以总经费三成多估算木料，则一张床全部用银当在1200两以上，四十张床当在50万两上下。明代中期的物价，以七品言官何士晋为例，其年俸为45两，万历的一张床是他26年的年俸。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修筑从宣府到大同地区的长城，役夫都是无偿征来的，每一英里还要银6000两，万历连工带料的四十张床可修筑长城近26里，或可于“万历三大征”中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援朝战争之际，供养50万名军队近半个月的粮饷。
若以庶民生计而言，明中晚期吴承恩（1500～1582年）所撰《西游记》，虽系小说，但也约略反映当时的物价。其中记唐三藏师徒投宿赵寡妇开的店，赵寡妇开出三个等级的食宿费用：包吃、包住，外带“陪唱陪歇”的“上样儿”是一天五钱；自行喝酒，“不用小娘儿”的“中样儿”一天二钱；“没人伏侍”的方便吃宿是“随赐几文”。就算这“随赐几文”是将近一钱的话，三种价位平均折算一天约2.5钱，而赵寡妇的黑店喊出的自然是坑人的价位，比一般百姓一日所费要高。尽管如此，万历皇帝的一张床，未含木料，尚足够一个江南地区外出人员吃住至少10年以上。同样明代中晚期的小说《金瓶梅》，写西门庆为讨好潘金莲，从元配月娘房里叫来一个ㄚ头服侍潘金莲，另用5两银子买一个小丫头去替补，再用6两银子买一个上灶ㄚ头供潘金莲差遣。经此折算，万历的一张床可买服侍的ㄚ头240名，或上灶ㄚ头200名。如此看来，何士晋所言并非言过其实，万历亲政后宫中用度之奢靡可想而知。
到此，以上就是小编对于金饰价格突破800每克的问题就介绍到这了，希望介绍关于金饰价格突破800每克的4点解答对大家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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