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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胡宗宪抗倭有功却被历史遗忘，无缘民族英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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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胡宗宪在平定倭乱上肯定是有巨大功绩的，如果没有胡宗宪的庇护和支持，戚继光等抗倭名将也很难施展自己的抱负。但作为全局主持江浙抗倭的胡宗宪为什么一直被人遗忘？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首先，最主要的原因是胡宗宪的私德评价不好，不被当时主流的儒家所认可。胡宗宪在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时，内阁首辅严嵩推荐自己的义子赵文华督察沿海军务。这个赵文华为人贪财好功，阴险奸诈，又仗着严嵩这个靠山骄横跋扈，说是督察军务，实际是来抢功劳，刮地皮的。
当时浙江总督张经、浙江巡抚李天宠都非常不满他的作为，不愿意依附他。唯有胡宗宪和赵文华亲近，以换取赵文华和他背后严嵩的支持。嘉靖三十四年，在张经的调度指挥下，明军取得了王江泾大捷，杀死倭寇1900多人，其他杀死、溺死者不计其数。
但是赵文华却赶在捷报入京前上疏嘉靖，指责张经谎报军情，养寇自重，并冒领王江泾大捷。导致嘉靖震怒将张经逮捕入狱，后在严嵩的诬陷下，张经被冤杀，李天宠、杨继盛受此牵连，一起被斩于西市。
在这件事上，胡宗宪站在了赵文华的一边，因此受到推荐，很快被擢升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又加直浙总督，总督浙江、南直隶和福建等处的兵务。但这也他人的眼中坐实了胡宗宪严党的身份。
另外，胡宗宪和他的儿子的确也是比较贪的。尤其是他的儿子在一次探望他的过程中，一路上借父名收受贿赂，并在淳安的时候将惹怒他的驿吏倒吊起来。最终被任淳安县令的海瑞抓了起来，并治了个冒充胡宗宪公子的罪，将身上的数千两金子收入县库。
这个故事后来被民间改编为“海瑞智斗胡恶少”的剧目，彻底坐实了胡宗宪奸臣的民间形象。
其次，因为和严党之间不清不楚的关系，在严嵩倒台后，遭到了清算。胡宗宪严格来说，不算是真正的严党。因为当时严嵩得势，胡宗宪想要办实事必须要得到严嵩的支持，否则就会和张经等人一样的下场。但从事实上，胡宗宪的确是和严党勾搭在一起，因此依然被继任的徐阶等人视为严党。
在严嵩倒台后，继任内阁首辅的徐阶开始极力打压胡宗宪，并指使南京给事中陆凤仪弹劾胡宗宪奸欺贪淫十大罪。当时很多人其实是知道胡宗宪的功劳的，但因为徐阶的原因，不敢为胡宗宪说话。
在胡宗宪被逮捕后，嘉靖曾经说：“宗宪非嵩党。朕拔用八九年，人无言者。自累献祥瑞，为群邪所疾。且初议获直予五等封，今若加罪，后谁为我任事者？其释令闲住。”这才使胡宗宪暂时躲过一劫，但被夺官赋闲。
之后胡宗宪积极取悦嘉靖，在即将被起复的时候，胡宗宪通过罗文龙寄给严世蕃的信，在抄罗文龙家时及时的出现，信中还附有胡宗宪自拟的圣旨。导致胡宗宪再次入狱，但这次嘉靖依然还是顾念胡宗宪功劳，不愿追究的。但这时候胡宗宪却突然病死在了狱中。
胡宗宪一死，就在当时彻底的坐实了胡宗宪严党的身份，因此是不可能得到舆论正面的评价的。这直到万历初年，胡宗宪才得以被平反，追谥襄懋。
第三，戚继光作为武将，抗倭功绩一目了然，但胡宗宪作为背后的决策者，他的功绩在当时受到了严重的质疑。胡宗宪当时对于倭寇的态度是分化拉拢，剿抚并用，对于海商出身的汪直等人，胡宗宪是以免其罪并开发海禁为条件进行拉拢的。而对徐海等人则是利用其内部矛盾进行离间分化，促使他们自相残杀。
在经过多次的谈判和表达诚意后，汪直终于登陆内附，以胡宗宪的原意是要信守承诺，为其他海盗作为榜样的。但到时的清流官员们非常反对胡宗宪的做法，汪直随后也被巡按御史王本固逮捕入狱。胡宗宪向嘉靖上疏为汪直求情，认为应该宽恕汪直的罪过，让他帮助戍守海疆，招抚其他倭寇。但是王本固却上疏称胡宗宪收取了倭寇的贿赂才帮汪直说话。害怕受到牵连的胡宗宪，终于改变了原先的立场。
不久后，汪直被杀，余部逃往海岛，从此再也不信任朝廷。第二年，倭寇重新集结再次来犯，但朝廷官员们却把责任推给胡宗宪，指责是胡宗宪剿倭不利。
之后，浙江的倭寇在胡宗宪的围剿下，全部跑到了福建、广东等地，于是两地的官员又弹劾胡宗宪养寇自重，把倭寇都赶到了福建、浙江。
所以，在当时虽然嘉靖知道胡宗宪在剿倭上是有功劳的，一直支持他，但是在朝野上指责胡宗宪剿倭不利，养寇自重的观点是非常多的。
加上后来严嵩倒台，胡宗宪受到牵连，不久后又戴罪死于狱中，很长时间内胡宗宪剿倭的功劳是不被人提及和认可的。虽然后来胡宗宪得到平反，但因为上述的这些原因，他的功绩依然被人选择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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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实行海禁制度，禁止海上一切贸易往来，这使得当时东南沿海地区倭寇横行。有倭寇，自然就有抗倭英雄，戚继光、俞大猷这两位抗倭英雄稍熟悉明史的都知道，但提携重用这两位的胡宗宪却未能带着抗倭英雄的光环流传下来，被更多的后人知晓。
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个很纠结的问题。
做大事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在开明治世，一切还好说，做大事之人付出的代价多半是成事本身的那些个艰辛；而如果在奸人当道的庸世，想做大事就没那么简单了，成事本身的艰辛要付出，但光有这个远远不够，可能还需要付出与奸人为伍的污浊代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做大事的机会。
运气好，个人生活有操守，为做大事与奸人为伍，那叫和光同尘，枭雄所为；运气不好，个人生活不检点，那就叫狼狈为奸，为人不齿。
很不幸，抗倭有功的胡宗宪属于后者。
从胡宗宪的仕途经历看，此人本质上属于能臣那一类。早年考中进士后，先在刑部观政学习，后到山东青州府益都县当县令。
从当县令起，胡宗宪就显示了他治理地方的过人才干，尤其是对付地方强盗，一个因地制宜的安抚劝降之策，三下两下就把常年铲除不掉的地方强盗变成了为己所用的义军。
手段很灵活，一点不刻板。
在益都知县以及余姚知县任上干出成绩后，胡宗宪以御史巡按宣府、大同等边防重镇，整军纪，固边防，为大明的边疆稳定作出了不小贡献。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四月，因十年政绩显著，明世宗钦点胡宗宪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其用意便是想用他去平息东南沿海的倭患。
胡宗宪也是志在必得，临行前他曾立下这样的誓言：”我这次任职，不擒获汪直、徐海，安定东南，誓不回京。“
到任后，胡宗宪毫不含糊，针对明朝官兵纪律松弛、软弱涣散的积弊，他以严明赏罚的手段，大力进行整顿。经过这一番努力，东南沿海官兵的军容、军纪迅速改观，士气也重新振作了起来。
但对想干一番大事业的胡宗宪来说，一个浙江巡按监察御史的权利似乎是不够用的，毕竟这个官职离主政一方还有不小的距离。
恰在这时，工部右侍郎赵文华受内阁首辅严嵩的推荐，以祭海神的名义，被派往江南督察沿海军务。
赵文华这厮是明朝头号大奸臣严嵩的义子，为人奸诈骄横。他排挤陷害忠良，到江南后，浙江总督张经、浙江巡抚李天宠先后都栽在了他手里。
对胡宗宪来说，这是个需要做出选择的重要时刻。
是与奸人势不两立呢？还是和奸人同流合污呢？
选择前者，生死难料；选择后者，大权可期。
为了能成大事，实现自己的抱负，当然也有由此可富贵荣光的心理，最终胡宗宪选择了后者，开始极力奉承讨好赵文华。
同流合污带来的好处有时候来的很直接。在赵文华的大力举荐下，明世宗很快擢升胡宗宪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又加直浙总督，总督浙江、南直隶和福建等处的兵务。
由此，他便成了手握江南、江北、浙江等省重兵，权力大过一般总督的东南实权人物。
拥有大权后，一方面胡宗宪身上很有些贪图荣华富贵的影子，个人没少搞钱，而且还十分纵容其子搞腐败；但在抗击倭寇、大展宏图这方面，他还是一点没松弛，依旧抱负满满。
他提拔重用了俞大猷、戚继光等一批名将，把颇负盛名的徐渭也招进自己幕府作了高参。
有这帮能人猛将辅助，不久，长期在东南沿海肆虐的汪直、徐海两大倭寇集团一举被胡宗宪荡平。
若没有后来的官场翻船，如此功绩足以让胡宗宪流芳后世。
只可惜，他终没逃过善恶到头终有报的残酷法则。
因为为官不检点，手握大权时，胡宗宪就屡遭弹劾。为保住官位，他用的还是老办法，紧抱严嵩大腿，通过赵文华多次重金贿赂过这位当朝第一奸臣。
严嵩不倒，他没事；严嵩一倒，他的麻烦就大了。
嘉靖四十一年，作恶多端的严嵩终于垮台。树倒猢狲散，胡宗宪不久就遭到猛烈弹劾。
按说一顶严党的帽子是足以压垮他的，所幸皇帝老儿念其抗倭有功，最终给他留了条活路，只罢官，不要命。
历史有时候很残酷，不仅在于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还在于不还完不算完。
胡宗宪告老还乡，隐居乡野后，本以为能善终而老了。不曾想，一封昔日写给严嵩之子严世蕃的贿求密信被搜出，因密信中牵扯假拟圣旨的大罪，胡宗宪再无回旋的余地，终被投入大牢。
如此一来，彻底清算的时候就到了。
面对各种反复罗织的罪状，胡宗宪不愿被折磨而死，在1565年愤然自尽。
他之所以愤然，那是因为他自认是朝廷权争的牺牲品。
可话说回来，他落下的大小把柄实在也是太多了。
只要有人推，他根本站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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