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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为什么被贬到黄州？
苏轼是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的。乌台，是指御史台，因御史台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身世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世称苏东坡、苏仙， 汉族，四川眉州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苏轼的父亲苏洵，号称“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1048年（庆历八年），苏洵因父丧居家后，把自己的一生所学都传授给了孩子们。
乌台诗案起因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从事改制。1079年（元丰二年），43岁的苏轼到湖州上任知州后，他例行公事，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由于苏轼是诗人，在官样文章上也很自然地加上了个人色彩。他在文章后面加了一番感慨：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悲催的是，苏轼的这些言辞本不足以被定罪，但是当时恰好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dǎn)经过几个月的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罗列罪证后就上奏弹劾他。
在舒亶开始弹劾苏轼后，很快就在朝廷掀起了一场风波。御史何正臣和李定也随后上表弹劾苏轼，说他用语暗藏讥刺朝政，并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
弹劾苏轼的官员不仅污蔑他“愚弄朝，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还说他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他们费尽心思，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了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因此，朝廷内很快就出现了一片反对苏轼的声音。
紧接着，刚在湖州上任三个月的苏轼就被御史台逮捕押往京师。这个案子牵连了几十人。
乌台诗案经过
乌台诗案是苏轼生命中重大的转折点。一方要置他于死地，另一方又全力以赴要为他伸张正义。在这些救援他的人中，既有和苏轼三观一致的元老，也有原来是王安石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他们纷纷上书，劝谏神宗不要对苏轼下死手。就连太皇太后曹氏、章惇等人夜出面力挽狂澜。
最后，还是因为已经退休的王安石上书“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而使苏轼逢凶化吉。
神宗之所以看了王安石的这句话而改变了杀苏轼的主意，是因为当年太祖皇帝立下的规矩是不杀士人，也就是不能因为读书人的言论而定他们的罪。如今正值大宋王朝的太平盛世，因而神宗对苏轼从轻发落，将他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
（王安石）
苏轼在狱中度过了惊心动魄的103天，成了他终生都难以忘怀的经历。
“东坡居士”的来历
黄州团练副使一职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还要被当地官员监管。苏轼一度感到郁闷和心灰意冷。好在他有诗人的浪漫与才情，他到了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一番和古人的跨越时空的“对话”，写下了流传至今的名作：《赤壁赋》《后赤壁赋》及《念奴娇·赤壁怀古》，以此来寄托他远大的志向。
黄州物质贫乏，苏轼便在公务之余，向当地官员借了城东的一块坡地，开垦种田以贴补生活。不久，他便自诩为“东坡居士”，纪念在黄州的岁月。
成就
苏轼的一生，在文学方面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标杆。除此之外，他在书法、绘画、医药、烹饪、水利等各项领域中也颇有建树。后人把他当成最能代表宋代文化的精神。他的人生态度“进退自如、宠辱不惊”也被人敬仰。
苏轼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所以，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的必然。
苏轼之所以会被贬到黄州，源于一桩乌台诗案。作为有名的文臣和诗人，其笔下所流露出来的文章，都会带有一点个人色彩，于是皇帝揪住不放，认为其有恃无恐、妄自尊大。
自古伴君如伴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所以一旦“挑战”了君王的皇权和威严，就会注定没有好结果。
一、苏轼其人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和诗人，号东坡居士。公元1057年（嘉祐二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期，曾在凤翔、杭州等地任职。苏轼仕途生涯相对平坦，但在元丰三年的时候，因“乌台诗案”被贬，直到宋哲宗继位，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务，到了晚年，安度田园，一改豪放之气息。
苏轼与老师欧阳修都是“唐宋八大家”里的成员，他是北宋时期的文坛领袖人物。纵观他的一生，困难多于顺境，但我们知道，作为一个时代有名的才俊，要么就是清心寡欲、乐享清贫，要么就是纸短情长、郁郁寡欢，苏轼一开始就是天生的“不知愁”，所以其圈中好友不计其数，所谓“志同道合”，苏轼的周围，都是臭味相投的人物集结。为官一任期间，他除旧布新，主张法治，颇受老百姓爱戴。
二、被贬黄州
翻看中国历史我们知道，文臣在很多朝代似乎都有经历“坎坷”的遭遇，要么被贬、要么被冷落，甚至还有冤死刀下的。虽然他们在位期间没有太大作为，但总的来说，在治理地方政绩上，还是可圈可点的。那么这是一种现象吗，其实也不是，主要是这类文官骨子里的儒家思想，已经与君王的经世治国思想格格不入，甚至有违，故而他们的遭遇才起伏不定。
苏轼也不是个案，曾经因为“乌台诗案”而被贬。公元1079年（元丰二年），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弹劾苏轼，说苏轼在奏折中使用暗语讥讽朝廷，随后，这些人又例举了苏轼很多诗词里的“暗语”。
《湖州谢上表》：“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其”本来是自称，但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看来，就是对朝廷的不满，对宋神宗任用新派人物的置疑，既然“事出有名”就容不得包庇，后苏轼在御史台狱受审。《汉书·薛宣朱博传》曾记载，御史台内有数千只乌鸦栖居在柏树上，故而当时人们就把苏轼的这桩案子叫“乌台诗案”。
按理来说，触犯龙颜当属死罪，但在太皇太后、王安石等人的求情之下，苏轼才免于死罪。
“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
苏轼虽然免于一死，但仕途被彻底终结，他被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三、苏轼与诗的对话
不难看出，苏轼的诗歌风格在贬谪黄州前后有着明显的区别。诗案之前，多是自己对人生和官场的豪情满怀，以及对山水田园的大爱之情，其豪放和恣意也是由心而发，是最能体现作者人生价值取向的时候。但到了黄州以后，他的诗歌变得内敛而拘谨，多半写的是自己的内心感悟和对人生的思考，到了晚年，诗风就变得更加的收敛，归于平静。
可见，北宋官场对苏轼的影响何其深远，在追求自己人生抱负的同时，虽说不能做一个谗言误国的奸臣，但必要的明哲保身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是不可或缺的政治手段，否则在天子面前丢了戚戚性命，反倒变得风轻云淡，因为地球离开谁都照样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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